沈阳方言是沈阳人通用的语言，俗称沈阳话。它是辽宁方言的一个小范围的地域分支。沈阳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与沈阳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
沈阳以其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和条件，自辽金以后，吸引了关内外大量移民到此拓荒种田，大兴土木，筑城建廓。清代，沈阳逐渐成为辽沈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不断增多，迁徙频繁，不同方言地区和不同民族地区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引起语言的融合。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方言带到沈阳。沈阳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又赋予外地词语以新的含义，使沈阳方言词汇更加丰富；满、回、锡伯、蒙古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也使沈阳方言吸收了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词汇。外地方言的影响，民族语言的融合，特别是建国后普通话的推广普及，都给沈阳方言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本世纪以后，沈阳在辽宁及整个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地位日趋突出，带动了沈阳周围的方言向中心城市集中，同时也使沈阳方言对周边方言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历史文献中，年编纂的《奉天通志》仅记载了少量的沈阳方言词语。沈阳方言词语大多借助于文学作品和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流传下来。“五四运动”后，沈阳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劝戒烟》、《一元钱》、《少奶奶的扇子》等文艺作品，《漫声》、《关外》等期刊，《盛京时报》、《醒时白话报》等报纸的出版，推广和传播了白话文及沈阳方言。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大力提倡和推广普通话工作中，辽宁及沈阳部分从事汉语方言教学研究的教师参加了全国性的汉语方言普查工作。60年代，详细地调查了沈阳各区县的方言情况，陆续积累了一些方言资料。“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资料大部散失。70年代，在原来基础上进行了补查，编写了《辽宁人民学习普通话手册》等有关方言的著作和教学讲义，为辽宁人学习普通话提供了方便。80年代前后，一些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如小说《北国风云录》、《关东演义》，相声《假大空》等，突出地表现了沈阳方言浓郁的地方特色。
沈阳方言是辽宁方言的主要代表，而辽宁方言是东北方言的一个较大的地域分支，东北方言又是北方方言的次方言，因此沈阳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与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有许多共同性。语音比较简单，词汇大同小异，语法基本一致。尽管如此，沈阳方言仍然有它不同于普通话的独特之处。
与普通话比较，沈阳方言的语音特点是：
一、声母ｚｈ、ｃｈ、ｓｈ和ｚ、ｃ、ｓ不分，多数情况下，把ｚｈ、ｃｈ、ｓｈ读成ｚ、ｃ、ｓ；沈阳方言把ｒ声母字，大都读成以ｉ开头的零声母字，个别的读成ｌ、ü开头的字。
二、韵母没有ｏ和舌尖后元音i（后），韵母ｏ被读成韵母ｅ，韵母舌尖后元音i（后）被读成舌尖前元音i（前），个别的读成ｉ音。
三、声调中的阴平、上声、去声的调值与普通话不同，有些字的声调在调类上也存在差异。
与普通话比较，沈阳方言的词汇特点是：
一、词义相同词形有别。有些义同形异的方言词在构词方式上语素颠倒，或语素部分不同，如“刚才”，沈阳方言为“才刚”；“佩服”，沈阳方言为“宾服”。有的词是沈阳人不断创新产生的，如“木拖鞋”，沈阳方言为“趿拉板儿”；“膝盖”，沈阳方言为“玻棱盖儿”。还有的词是吸收一些外来词语的借词，如表“肮脏”义的“埋汰”，表“连衣裙”义的“布拉吉”，则分别吸收了满语词和俄语词。
二、词形相同词义有别。如沈阳方言的“疙瘩”，表示“地方”的意思；沈阳方言“囊”，表示“东西不结实，人的能力差”；沈阳方言的“肉”，往往指“人的性子慢，动作迟缓”。
推广和普及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使沈阳方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老沈阳话与新沈阳话是沈阳方言发展到当代产生的两个重要变体。老年人多操地域特点较浓的老沈阳话，土音土词多；青年人多操语音清晰，语调简单，节奏明快的新沈阳话，土腔、土语少。沈阳方言原只有ｚ、ｃ、ｓ声母字，没有ｚｈ、ｃｈ、ｓｈ声母字，这在老年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相当一部分中青年人受普通话的影响，已出现ｚ、ｃ、ｓ和ｚｈ、ｃｈ、ｓｈ声母字自由混读的情况，使沈阳话与普通话日趋统一。社会的进步，促进了沈阳方言词汇的发展，一些旧的词语逐渐消失，新的词语不断产生，既丰富了沈阳方言，又成为丰富普通话的一个源泉。受日本殖民地统治时期日语影响的“剪扎口”、“出张”等词语已不用，而用“检票口”、“出差”等一类新的词语来代替。80年代首先出自青少年之口的新词语：“臊色”、“掉架儿”、“贼毕”、“全抿”、“耍大刀”、“老铁儿”、“忽悠”等已进入了一般社会生活的言语交际中。这些词语流行范围日趋扩大，除去其不健康因素也可看做是一种新形式的方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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