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是韵目代日纪日法中对9日的代称。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电报传入中国，但发送电报的费用非常昂贵，以字论价，韵母代日的方法即为节约字数而发明，自中国有电报之时起，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止，前后使用了70多年。艳日发出的电报就是“艳电”。自中国有电报以来，发出的“艳电”不可胜数，但臭名昭著到脱颖而出的地步，以至于差不多独占了“艳电”代称的，当属年1月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的那一份。
艳电年10月，广州和武汉失陷。至此，举国抗战一年多，国军精锐损失惨重，步步后退，华北全失，华东尽丧，华中和华南也没有保住。虽然代价惨烈，但国民政府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打算至少实现了一点点，暂时不用再后退了，事实上，也几乎没有地方可退了。
这种局势极大地鼓舞了日本，他们认为，内迁的蒋介石政权，“在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已经沦为地方政权。因此，日本有可能在占领区成立受其控制的全国性傀儡政权了。他们找到了汪精卫。导致汪精卫叛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汪虽然在政治立场和利益上和蒋深有嫌隙，但叛国这么大的事，是必定会遗臭万年的。汪毕竟是做过“烈士”的人，当此之际，正所谓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对汪精卫的辩护包括自相矛盾的两方面。一方面，汪精卫及其追随者认为投日是“曲线救国”，在尚未完败的情况下求和，最大限度地争取利益，显然优于坚持抵抗而终致毁灭，或者让共产党趁势而起，建立共产主义中国。在这种解释下，叛国投敌是一种出于狂热意识形态的奋斗。而另一方面，汪最终决意出逃，部分是由于他怀疑蒋掌握了他的动向，并准备在他采取行动前用暗杀的方式除掉他。事实上，艳电发表之后，戴笠亲自布置了对汪的暗杀，调集军统精锐，在河内对汪实施了一系列行动，“汪精卫经此恐吓，决定与蒋介石翻脸”。
1月9日，成功出逃的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对“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表示赞赏，称“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倭国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电文最后，汪精卫展望了美好的和平大业：“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倭国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以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如此美好的幻想当然不会实现，战争和政治是彼此的延续，拼死抵抗都无法改变惨酷的境遇，投降又有什么希望呢？有趣的是，他在主张以投降换取和平，并且要求日本放弃“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的同时，自己却使用了“倭国”这个有贬辱意义的词来指称日本。
艳电书后年1月9日，艳电发表一周年之际，汪精卫发表了长文《艳电书后》。在这篇文章中，汪精卫重申了他的和平主张，认为“中国现在除了和平，没有出路。所余的指是和平原则能否实现，和平方案能否完成的问题了”。对于坚持抗战的人，汪精卫言辞刻薄：“诸君这些话，不是老实话。最后胜利是渺茫的，诸君自己心里知道。”“诸君之中，定然有一部分怀着民族自杀政策，认定国将亡了，不如举其一切，同归于尽。如果国之亡无可救，我也和诸君一样，如果国有可救，难道不应该以救国为先吗？”“有人说道：‘为抗战而死，不失为民族英雄，为和平运动而死，死了还受种种恶名。’哼！请你看看卢沟桥事变以来，几千百万同胞的死尸堆在这里，你还能有闲心替你自己打算吗？“
文章最后，汪精卫仿若信笔地提起“一件旧事”；“我于庚戌三年在北平被捕的时候，警察在我身上搜出《革命的决心》等几篇文字，问我道：‘带这些文字做什么？’我答道：‘没有什么，这些文字，从前以墨写出来的，如今想以血写出来。’我今日想起当日和我一同坐飞机出重庆的曾仲鸣同志，及首先劝我离开重庆的沈崧同志，我惭愧我到今日尚在人间！”
字里行间，是决意“为救国而死，而不是仅为殉国而死”的壮怀激烈。不惜个人的名节而为国家和民族谋取福利，的确是值得景仰的品质。然而，这种牺牲是有前提的。汪精卫的一番自白，不过是错判形势，止增笑耳。
艳电三周年年1月，汪精卫访问了日本，并且迎来了艳电发表的第三个周年纪念。9日晚上，汪精卫发表了对侨胞的广播词，大言不惭地宣称：“如今呢，中日两国，已经同心协力，向着保卫东亚之共同目的，而共同前进了。所谓中日事变，在保卫东亚的意义之下，已经消融净尽了。”
此时，南京伪政府已经成立一年多，汪精卫有了一些能够掌控的喉舌。《国民新闻周刊》发表了无署名文章《艳电三周年》：“流光如矢，星霜易逝，自汪主席于民国廿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河内发表艳电迄今，瞬届三周年之期了。……三年来，中日两国以近卫声明的精神真诚合作。而中国自我猛进和内部发展方面，已经由国府还都革新机构等阶段，达到全国复兴与建设的行进阶段了。”
第二年初，《新东方杂志》刊登无署名文章《发表艳电三周年纪念》，为汪精卫的叛国行为涂脂抹粉：“在三年前之当日，主席深感于抗战之不可再续，而救国之道，唯有和平，所以毅然致电渝方主张以近卫声明中之三大原则……作为谈判和平之基础，观此三原则，并不妨害五国独立自由，不限制吾国家民族志生存发展，要共同努力，复兴东亚，我们实在没有拒绝的理由，所以艳电发表之后，和运同志，翕然相归，并得到大部民众之拥护……”
《凡言》发表署名为“影”的短评，称艳电发表之后，“伟大神圣的和平建国运动，亦即随之迅速开展”。“海内贤士，联袂而起”，“前仆后继，不断牺牲和不断奋斗”，终于在年3月30日组建了南京伪政府，“奠定了和建的强固基础”，“同年11月又与日本政府以平等互惠的原则，签订了中日关系基本条约，共同发表宣言，调整国交，出以真诚，共负建设东亚新秩序的重任，以求大东亚民族的独立解放”。
又是救国之道，又是保卫东亚，“汪主席”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呢？或者，他真的已经进退失据，不知所云了。
年11月，汪精卫病逝，没能纪念他的艳电发表六周年，也没能看到不久之后反法西斯战争在世界范围内的彻底胜利。
※除说明外，相关资料主要来自《中国近代通史》、《中国，被遗忘的盟友》和《国民党特务活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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