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日军战俘营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上，战争规模和战场形态比以往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被日军俘虏的盟军战俘，其人数之众不仅前所未有，也始料未及，其间围绕战俘待遇问题所发生的违反国际公约和虐待战俘的行为更成为战争犯罪的主要罪行之一。纵观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有战争就有战俘是不争的事实，太平洋战争也没能成为例外，但是盟军战俘所经历的残暴奴役和非人虐待，骇人听闻，堪称史无前例。比如，战争期间，日军俘虏美军战俘27万人，其中有11万人被俘后死亡。再比如，从年12月8日起不足3个月的时间里，日军俘虏了约2.2万名澳大利亚战俘，到战争结束时只有1.34万人幸2盟军战俘中国在存，死亡率高达1/3。脱离战场的士兵并没有游离于战争之外，反倒成为日军手中的一种另类资本。他们或沦为日军赖以支撑和维系战争机器的劳力资源，或成为日军企图负隅顽抗的人质资本。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盟军战俘是战争的全程亲历者，是战争中未曾缺席的重要要件，他们所历经的斗争、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是太平洋战场胜利的诸多决定性因素之一。本书介绍的沈阳盟军战俘营，就是日军设立的用来关押和奴役从东南亚战场俘虏的盟军战俘的战俘营。它以高死亡率、高度专业性和高官战俘在押为特征，突出反映了日军所设战俘营的历史状况，揭示了日军最大限度地攫取盟军战俘的人力资源服务于日本的战争机器的核心目的，见证了盟军战俘悲惨境遇和苦难经历，揭示了日军试图以高官战俘为人质资本负隅顽抗的企图，是对日军践踏国际准则、违反人道主义的国际公约和所犯战争罪行的见证和记载，为当代人对这一史实的认识和评价提供了事实基础，为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太平洋战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以盟军战俘的生命和苦难所书就的这份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遗产，不仅是二战日军所犯战争罪行的铁证，也是人类勿忘历史、珍视和平、反对战争的刻肌刻骨的警示。回首往事，盟军战俘经历的苦难、抗争和牺牲不仅是日军所犯战争罪行的铁证，更是中国军队和人民与盟国军民在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同仇敌忾的见证。如果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么，在二战这一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最不该忘却的，就是中国军民和盟国军民曾经如此肩并肩地经历着共同的命运，抗击着共同的敌人，捍卫着共同的利益。回首往事，盟军在战后救援战俘和接收日军投降的过程中，展现了盟国间团结协作和恪守协定的精神。这种合作精神是战后国际秩序得以确立的保证。纵观当今战后的世界格局，不禁令人感慨，对过往历史的选择性“忘记”或选择性“不持立场”，不仅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不利，更是对“右翼”势力发出的错误信号。回首往事，日军的虐俘暴行促使我们对文明进行反思。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由向西方文明看齐到走上军国之路，所谓的“文明”已沦为器物。文明要以人性为基础，逢强必霸的逻辑就是脱离了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的单极思维所致。这就是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本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理念，回顾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的价值所在。让我们拨去历史的浓雾，一探发生在沈阳日军战俘营的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奉天丧钟（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就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战俘们在经历了残酷的“巴丹死亡行军”和艰难的“地狱之船”的海上跋涉后到达奉天）年10月20日，日本关东军下令开始着手组建战俘营，10月31日“奉天临时俘虏收容所”在奉天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内编组完毕，11月1日进驻北大营战俘营驻地。战俘营日军人员的构成情况为——所长：松山季友大佐（上校）；庶务系长官：寺尾豊中尉；监视系（兵器系）长官：三木遂中尉；情报系长官：村田弘政中尉；粮秼系长官：山浦平三少尉；被服阵当具系长官：深沢胜藏少尉。11月11日，开始正式收容盟军战俘。第一批到达奉天的盟军战俘共人，其中有在菲律宾战场被俘的美军战俘人，在新加坡战场被俘的英军战俘84人（包括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战俘16人。年，国际红十字会视察奉天战俘营，据其视察报告披露，截至年11月13日，奉天战俘营在押盟军战俘人数为人，其中英军战俘84人，澳大利亚战俘16人，美军战俘人。战俘中军官23人，士官人，士兵人，年龄最大的57岁，最小的21岁。以后的几年间，因为战俘的迁移或死亡，在押战俘的人数不断变化，到年6月30日，奉天战俘营在押盟军战俘人数为人，新增77名荷兰籍战俘。战俘营中共有名战俘死亡，其中3人被日军枪毙，1人失踪。截至年9月11日，共有名盟军战俘获救撤离奉天。奉天战俘营曾经被日军标榜为“设施最佳和管理最好的模范战俘营”，经常有日军的宣传机构前来采访、拍照片、拍电影，宣传战俘们在这里生活得如何“安逸”。然而，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战俘们的生活不但不“安逸”，反而饱受劳役、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加之缺医少药和日军非人的虐待，这些都给战俘的存活带来了巨大挑战。以美军战俘为例，他们在菲律宾战场鏖战4个多月并始终处于劣势，后勤补给严重短缺，最终投降。士兵们的身体和心理本已遭受严重创伤，被俘后不仅经历了残酷的“巴丹死亡行军”，还在前来奉天的“地狱之船”上历经艰苦的海上跋涉，整体而言，美军战俘的健康状况都十分糟糕。对此，就连奉天战俘营司令官松田元治也不得不承认。松田元治曾对来访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朱诺坦诚：“战俘们最初从热带来到这里，身体状况十分令人同情，他们穿着衬衣和短裤，很难熬过奉天寒冷的冬天。许多人死于肺炎和反复发作的疟疾。”果然，初到奉天的第一个冬天，战俘大量死亡。由于天寒地冻，无法挖掘，尸体无法掩埋，只得堆放在库房里。罗森道尔回忆说：“初到奉天我们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下了火车，地面已经上冻了，天还在下雨，到处都被冰覆盖着，路面上的冰有半英寸厚。”战俘们来到一个废弃的兵营，它位于奉天市北郊，占地18公顷，曾经是东北军的营房，人称“北大营”。年9月18日夜，日军炮轰“北大营”，攻陷奉天城，占领东北三省，继而开启了罪恶的侵华历史。此时，盟军战俘的到来，让“北大营”再次跃上历史的舞台，它也再次把中国的抗日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北大营”营区南北长约米，东西宽约米，共有19医院、厨房、仓库、厕所等房屋共27处。战俘营四周被铁丝网包围，铁丝网高约1.5米，有里外两层，两层铁丝网间有约2米宽的中间地带，是“无人区”，任何人未经允许进入“无人区”，格杀勿论。营区内每隔几步就有一个岗楼。远远望去，一个个营房就像是一座座巨大的坟茔。雨和着雪下个不停，战俘们站在冰冻的雨雪中等候着日本军官的到来。罗森道尔说：“我们站成排，在那里呆了2个小时，等着日本军官来讲话。他故意拖延时间，让我们呆在雨里淋了两个小时，他当时就（藏）在那里，我想可能是想让我们凉快一下。然后，他做了简短的讲话。”给战俘讲话的是日军奉天战俘营的首任司令官松山季友上校。他训令战俘们：“我虽然已经57岁，仍然和你们居住在同样不好的条件下，承受着各种不便，为你们操劳……，我要求你们严格遵守战俘营里的规定，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和指示，要向所有的日本士兵鞠躬敬礼！”“我什么也没听懂。他用日语讲话，然后有一个翻译，但我根本听不懂，或者说听不到。然后我们就散开了。他们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个）号码牌，我的号码是。”罗森道尔说，“我们又湿又冷，也很忙碌。（日本人）给了我们一个帆布袋子，我们填充上草当作褥子，又给了我们一条毯子，一个日式枕头——就是一块布，还有一堆荞麦壳之类的东西，我们用它填充了枕头。然后就去了营房”。“日本人要求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罗森道尔说，“这时候，有日本人进来点名，他们叫‘报数’。每个人都要（用日语）报出自己的号码。必须说对，不然的话日本人会用枪、战刀或手头有的东西把你打倒，真是‘速成学习’，很严厉的教育。”幸存美军战俘艾伦回忆说：“不管怎么说，到了奉天战俘营算是松了一口气，给我的战俘号码是。到达战俘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不逃跑保证书’。拒绝签署的战俘将被视作敌方有生战斗人员。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要佩戴写有自己战俘编号的号牌，并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用日语将编号说出，点名时要大声用日语应答自己的战俘编号，否则会招致日本人的殴打。”战俘们很快就知道，什么是松山司令在训令中所说的“不好的居住条件”了。他们被带进一个半地下式的营房里，这里将是他们休息的地方。这种房屋过去在东北地区被称作“地窨子”，为了御寒，一半建在地上一半建在地下。罗森道尔说：“他们把我们带到了壕坑式的房子。我也不知道这些房子是用来干什么的。有的人说是一个旧的训练营地。”幸存英军战俘亚瑟·克里斯蒂（ArthurChristie，战俘编号：）描述说：“战俘住的地方有将近平方米，有一个炉子，6张通铺，个战俘睡在上面，每个铺位对应着一个号码，这个号码就是战俘身上的编号。”这种半地下室的木板房，虽然有一定的保温作用，但是对于年冬天的奉天来说，薄薄的、有很多空隙的木板墙是无法阻挡住严寒的。艾伦回忆说：“第一个冬天度过得十分艰苦，我们此前在热带地区都没有经历过冬天。”罗森道尔说：“真的太冷了，而且还没有取暖用火。供暖的时间要等到12月21日。你能想象吗？总之，要到冬天才供暖。到那时，我们得到一箱子煤，大概有25到30磅重，整个屋子就给这些煤，根本不够取暖用，要靠身体的热量来保证屋子里不上冻。医生告诉我们呼吸一些蒸汽，可是哪里有什么蒸汽。……每天只给战俘们一饭盒热水，这些热水连睡觉都得带在身边，要不然就冻了。这些水就是一天的供给量。喝过水的人都得了伤寒。”罗森道尔和很多战俘都患上了伤寒、肺、脚气等病。“我也染上了脚气病，下肢肿胀得很厉害，要是有谁把手伸进我的马裤，手就卡在那里了。水肿退去以后，开始疼痛，疼得就像要把腿砍掉一样。”战俘在“地窨子”旁幸存美国战俘格拉瑟尔·格罗凯特（RussellGrokett，战俘编号：）清楚地记得，年11月的奉天，气温最低时已经达到摄氏零下40度，睡觉时，战俘们都要把所有的衣服穿在身上。洗脸也变成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手放进水里，再拿出来就冻得通红了”。他亲眼看到，有的战俘一屁股坐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奉天战俘营幸存英军战俘罗伯特·皮蒂少校（RobertPeaty，战俘编号：24）在日记中写到：年11月11日，我们抵达的时候，被安置在一个临时战俘营，营房是部分陷入地下的木板房。地上部分的框架是10公分见方的柱子，里外两侧钉着木板，中间填充上土。房顶是单层木板抹上一层泥。我连工具都不会堆放在这样的棚子里，可是它们确实就是中国的营房，或者说是“棚户营”。“医院”就是其中的一间棚屋，辟出来作为“医院”。当时曾有多人染上痢疾，而“医院”里只有一个便盆，许多病人因此患上了肺炎并死亡，因为他们不得不从盖着五六条毯子的被窝里爬出来，到摄氏零下30度的室外上厕所。以上内容选自：《盟军战俘在中国——奉天战俘营口述纪实》人民出版社读书俱乐部rmcbsdsjlb长按识别左侧北京的权威白癜风专家白癜风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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